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真实性问题

作者：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年第6期

本年7月7日，在台北参加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午听完马英九的演讲，下午就轮到我评论台史政局前局长傅应川先生论抗战期间共军发展策略及影响的论文[1]。在指出论文当中存在一些史实叙述上的错误之外，我着重就作者引用的一则材料做了评论。因时间所限，我的评论亦较简略，只着重说明，这则材料存在明显误植和演绎的情况，弄错了时间地点，不加考析地当作史据来引用，是不适当的。

事实上，年，大陆史学界第一次组团赴台参加由中研院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台湾老一辈学者就在依据这则材料做史实的论证了。我当时就曾在会上对这则材料中的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过质疑。以后，在其他场合中，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对这则材料只能在充分考证的条件下有分析地利用。但迄今为止，海内外不少学者在文章或专著中利用这则材料，却从未见有哪位学者对这则材料中记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过最基本的考证。因此，时隔20年之后，不仅坊间许多人在用这则材料论证史实，甚至在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也仍有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大段引证这则材料来说明史实。

其实，任何利用这则材料者，都理当结合抗战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事战略及策略决策演变的具体史实。只要注意过笔者在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过《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或年笔者所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中的进一步说明[2]，就应该看出这则材料与具体史实有颇多不合之处。但看来真正细读过笔者这两项研究成果者并不多。有鉴于此，笔者特就这则材料内容的真伪及其所涉及的毛泽东抗战爆发初期军事发展策略设想的变动情况，包括这期间十分关键的洛川会议的内容，做一专门的考析和说明。

一、关于李法卿材料的可信度问题

这里所谈的李法卿材料，就是流传甚久的所谓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关于“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讲话或指示。该材料出自年4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拍发自天津的密电，内容是报告刚刚逃到国民党方面去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段谈话记录。[3]记录中李用回忆的方式，陈述了三年前（即年）夏八路军师由陕北出发奔赴山西前线时，毛泽东、朱德当面训话的内容。

原文称：“我前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曾受共党一年的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时，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指共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对于在这场战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朱具体说明了设想好的三阶段的步骤：第一阶段“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经过二至三年工夫，等战争进入相持期，即转入第二阶段，任务是“要将黄河以北国民党的势力肃清”。待黄河以北巩固后，就开始争取第三阶段目标，即“伸入华中各地，建立如华北各地之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的部队，而巩固中共的基础”。[4]

最早公开利用了这则材料的，是蒋介石，时间是年底。蒋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依据李的回忆，明确肯定毛泽东自抗战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蒋对调查局电报文字的引述既不具体也不严谨，也因此影响了之后利用这则材料的众多人士。如蒋把原报告中李回忆所说毛泽东、朱德召集讲话，改成了“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原报告并未提到八路军出发时间及毛、朱讲话时间，蒋则确定为“二十六年之秋”；李回忆所述中共中央所谓三阶段发展步骤的文字，也被蒋缩略成了很简单的三句话，即“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5]

就目前所知，最早读到调查局电报原文并引用了部分关键内容的，是日本记者古屋奎二。他在年代中后期由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详细引述了电报中李所回忆的毛、朱所谈第一阶段的发展任务。但古屋奎二也受了蒋书的影响，认定这不是报告中所说的毛、朱的训话，称这只是毛一个人的讲话。他并进一步将蒋书所称讲话时间在“二十六年之秋”，具体化为“九月二十六日”。同时他认定毛当时召集的是“该军连长以上干部”。他对原报告中毛、朱三阶段论的理解，则明显接受了蒋的概括，且直接缩略成了6个字，即（一）“妥协”；（二）“竞争”；（三）“反攻”。[6]

年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即“中共活动真相”，收录了藏在台北总统府机要档案中此一电报收报的节录稿。但有些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近30年时间不少引用到此则材料的学者，仍多转引二手或三手说法，很少去阅读及引用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刊布的原始文献。自然，更未见到有对这则材料本身的可信度加以考证研究者。[7]

其实，即使不看李法卿回忆毛、朱讲话内容，只要看一下上述李法卿自己所谈经历，和蒋介石、古屋奎二对毛讲话时间及对象的说法，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历史稍有了解的研究者，就理当注意到，这些说法与当时的若干历史背景并不完全相合。

第一，李称自己“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明显不确。众所周知，中共红军是分三路，先后开始长征的，到陕北的时间各路相差甚远。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于年6月中在川西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很快关系破裂，9月10日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强行单独北上，下旬即已抵达陕北。红二、六军团迟至一年后，即年6月底方与四方面军会师，改编为二方面军后开始与四方面军一同北上，这一年10月下旬才与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北部，而非陕西北部。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后，即年1月初，二方面军才又从甘肃合水等地移驻陕西关中一带，先后进驻过泾阳、富平、淳化、同官等地。到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出动抗日，主力都未驻过陕北。

第二，如果李法卿确是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师（年8月出发时应为独立团）杨成武部属下，那么蒋介石和古屋奎二所称李年秋或9月26日当面听到毛送别训话的说法，也与史实相差甚远。查一下杨成武的回忆录、一一五师战史，或国民党西安行营这段时间的相关电报即可了解，一一五师是红军改编后第一批出动去前线的部队，该师第一旅8月10日已从甘肃镇原、庆阳、正宁之线集中陕西淳化、三原，全师主力21日完成改编并誓师，22日出发东进，31日部队已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了。[8]其他如一二〇师，9月2日由耀县出动，7日已到山西侯马。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动的时间是9月6日，15日也过了黄河。出动最晚的是一二九师，9月上旬仍在陕西蒲城一带，9月30日开动，10月上旬才渡过黄河。[9]所谓毛、朱当年秋或9月26日向一一五师连以上干部训话之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史实不合。

第三，原报告根据李法卿的交待，说明李叛逃时的身份是“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共产党支部书记”。查杨成武部年11月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当月杨部兼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2月改属晋察冀军区，改称一支队。另外，该部原无骑兵，年4月所部一团成功伏击日军，缴获大洋马数十匹，该支队才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但这个骑兵连的编制只使用了几个月，年初即扩建成骑兵营了。年9月，一、三分区两个骑兵营合并，改属晋察冀军区，成为骑兵团。由此可知，年初李法卿叛逃时，杨成武部既不叫“独立第一师”，也不直属“十八集团军”（按即八路军），更没有师属骑兵连的编制与名义。[10]

二、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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